文炳雕龍，玉潤珠圓——訪著名隋唐史專家杜文玉教授

【名家訪談】

文炳雕龍  玉潤珠圓

——訪著名隋唐史專家杜文玉教授

【人物名片】杜文玉先生，1951年生，陝西渭南人。我國著名隋唐史專家，現任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陝西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五代十國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西北地方歷代地緣政治變遷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唐宋職官管理制度研究”以及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多項。其研究成果榮獲陝西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一等獎、三等獎各1項，陝西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3項，西安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項。出版學術專著16部、編著20多部，主要著作有：《唐代軍事史》、《長安與絲綢之路》、《唐代宮廷史》、《西北地區歷代地緣政治變遷研究》、《大明宮研究》、《南唐史略》、《五代十國制度研究》、《五代十國經濟史》、《中國中古政治與社會史論稿》、《狄仁傑評傳》等。發表學術論文180餘篇，主編學術集刊《唐史論叢》（CSSCI），擔任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中《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兩書的主審專家。此外，所編著的《圖說中外文化交流》、《圖說中國古代兵器與兵書》兩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選為對外宣揚中華文化的優秀著作之一，作為外譯項目，在全球範圍發行。多次赴國外和臺灣地區高校和學術機構講學。

本刊歷來致力於刊發歷史學科各相關學術領域知名專家學者的最新成果。眾所周知，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教授長期從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該領域建樹卓越，提出了許多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觀點，在隋唐五代史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作為本刊的老作者，他也一直非常關心本刊的發展。由於長期的學術合作關係，我們“名家訪談”這個欄目，承蒙杜教授厚愛，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學術專訪。在這裡，我們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謝!

張衛東（以下簡稱“張”）：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您這一代學者的經歷十分特殊，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實屬不易。請問您是如何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的？

杜文玉教授（以下簡稱杜）：我們這一代人被稱為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人，經歷特殊，一生甜酸苦辣，各種滋味都嘗過了。正在長身體時，遇到了大饑荒；需要加強基礎教育時，卻遇到了“文革”停課鬧革命；接著便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比較幸運，沒有與同學們一同下鄉，而是被招了工，當了一名林業工人。林區環境惡劣，工作艱苦，我修過公路、架過橋樑，當過伐木工，裝卸過汽車，當過林勘隊員，並不比下鄉到農村好多少，唯一的好處就是有一份工資。我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調入林業勘察隊，從事森林調查，工作比以前輕鬆，還可以學測繪技術，這引起我極大的興趣，遂自學了《測樹學》、《數理統計學》、《高等代數》等課程。正當我決心獻身于森林勘察事業時，傳來了大學招生的消息。本來我打算報考林業院校，我們隊上的老大學生認為我具有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識，建議報考文史類學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學裡還有這樣的學科。

我們這一代人中學課程大都沒有系統地學完，基礎薄弱，複習時間緊張，也沒有教材，東找西湊，能找到一點算一點，好在當時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對於考試也就沒有什麼擔心的。慶幸的是，我們隊上的政工組長比較開明，是他給了我一個月假期，專心複習，不用上班。考完之後，沒有多想，就又深入大山繼續勘測工作。不久，傳來了消息，說我榜上有名，甘肅岷縣教育局（當時我們隊駐在此地）用大紅紙把過分數線的考生名單張貼在大街上，第一名就是我，大家自然又是一番祝賀。大約是在1978年9月下旬，終於等來了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寄來的錄取通知書，10月初報到入學了。

大學本科畢業後不久，又去了雲南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當時叫助教班）學習碩士課程。陝西師大唐史研究所的馬馳先生曾建議我報考博士生，考慮到自己家庭負擔比較重，有兩個孩子，雖然曾經心動過，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打算。至於我對研究方向的選擇，與黃永年、牛致功等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係。當時我們班的唐史選修課由這兩位老師講授，他們深厚的學術底蘊，精彩的講授，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促使我下決心把隋唐五代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

張：眾所周知，唐代是我國歷代王朝的一個鼎盛時期，但其歷史發展進程卻也充滿了跌宕起伏。現在我們經常提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唐王朝是一個當然的參照對象，您長期從事隋唐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您能否對唐王朝歷史發展的特點做一個總體的評價？您覺得唐朝的強大與氣魄，是什麼原因促成的？

杜：通常說唐朝是我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主要是指其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開放等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今天一談中國古代歷史，必提到漢唐時期，並引以自豪。要說唐朝歷史的特點，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其所取得軍事成就。唐朝疆域廣大，與軍事活動直接相關，其疆域最大時，西至鹹海以東，伊塞克湖（熱海）以西，巴爾喀什湖以南以西地區，即楚河（碎葉水）、阿姆河（藥殺水）、錫爾河（烏滸河）流域的廣大中亞地區，東至於海；北至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流域，南達今越南北部。是我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一個時期。也有人說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時期，那是包括四大汗國在內，元朝本部所管疆域並沒有唐朝大。也有人主張唐朝的疆域僅限於正州府，羈縻府州所管區域不能算，這也是不對的。羈縻府州的長官都督、刺史均由唐中央任命，並且要承擔一定賦稅，要服從中央和都護府的調遣，這一切都表明唐朝政府在這些地區行使了行政管理權，如何能說不是唐朝的疆域呢？

對唐朝歷史引以自豪的另一個因素，是唐朝周邊的國家與民族都視唐朝的皇帝為天可汗，接受唐朝的冊封，自覺承認唐朝對東亞廣大地區國際秩序的管理權，國與國之間有了糾紛，就到唐朝申訴，並服從唐朝的調節。這一點即使漢朝也沒有做到，這種崇高的國際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的。這是唐朝政治強大的一種表現。

唐朝在政治上的強大與自信還表現在，允許各國、各民族之人擔任唐朝的官吏，統率唐朝的軍隊。日本、新羅、高麗、百濟、印度、波斯、粟特、阿拉伯以及突厥、吐蕃、鐵勒等許多國家與民族都有人在唐朝任職，擔任高官者也不乏其人。這固然是唐朝社會開放的體現，也與唐朝的強大自信有著直接的關係，即使在今天國際交流如此頻繁，也未見哪個國家允許他國之人在本國當官。

唐朝的文化成就也是舉世矚目的，無論是詩歌、古文、傳奇、變文、曲子詞、繪畫、書法、樂舞、百戲等，幾乎在每一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唐朝還允許外國與諸族之人進入長安國子監學習，學成以後允許參加科舉考試，即所謂賓貢進士，或者回國，或者留在中國做官。東亞漢文化圈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其特徵是漢字與儒學教育。《唐律》被譽為集古代法律之大成者，在中國法制史上承上啟下，影響深遠，日本學者甚至認為唐律在東亞法制史上所占的地位與羅馬法在西洋法制史所占地位相同。

佛教中國化的完成就在唐代，道教的發展規模超過其他時代。此外，景教、火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都在唐代廣泛傳播。

唐代經濟的發展空前繁榮，超過了以往的朝代，不僅農業生產發展迅速，商業發展也很快，湧現了長安、洛陽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以及一批商業都市。絲綢之路空前暢通，中外經濟與文化交流得到極大的發展。茶稅的徵收始于唐代，表明茶葉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除了被稱絲國外，也被稱為茶國。從租庸調製發展為兩稅法，被學者們視為劃時代的變化，從此中國的徵稅對象從人丁轉變為田地，導致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鬆弛，人身自由大大增加，因此這是一種相對公平與進步的稅制，影響後世最為深遠。

以上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不僅中國人以唐朝而自豪，就是外國人也把唐朝視為先進文明的東方大帝國，阿拉伯人認為唐朝是生活富庶、環境優美的黃金帝國，日本人則把唐朝稱律令制國家，也就是法制化的國家。直到今天仍把中國人稱為唐人，把中國人在外國的聚居區稱為唐人街。

大唐帝國繁榮強盛的原因比較複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認為大體上有這樣幾方面的原因：（1）繼承了前代的發展成就。中國自東漢末年以來長期陷入分裂動盪之中，然而生產技術、科學文化仍在緩慢的發展之中，雖然發展道路曲折，但卻從未停止過。隋朝雖然統一，但太短暫了。唐朝建立後，長期穩定的局面和廣闊的疆域，為這些長期的積累創造了適宜的釋放條件，因此而一發不可收拾。（2）絲綢之路的暢通，再加上航海技術的提高，海路與陸路兩條大通道的暢通，使得中外經濟與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大批科學技術、新的物種以及各種文化傳入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文化的繁榮。（3）唐朝的地理環境優越，周邊沒有實力強大的國家出現。突厥汗國雖然強盛，但早在唐初就滅亡了，吐蕃也算強國，但經濟、文化落後，人口資源少，與唐朝的對峙中從來沒有佔據上風，在唐朝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實際上採取了守勢。如果不是安史之亂的爆發，吐蕃根本沒有機會威脅到唐朝的統治。七世紀興起的阿拉伯帝國雖然強大，其勢力從來沒有越過蔥嶺以東，對唐朝不構成威脅。因此，優越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環境，為大唐帝國的繁榮興盛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也有學者認為兩宋時期的經濟、科技、文化比唐朝更加發達，故積貧積弱之說不能成立。這也是事實，但是宋朝疆域狹小，軍事力量衰弱，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南北宋兩度亡于少數民族，完全缺乏一個中央帝國應有的氣概。我多年前曾做過唐宋經濟實力比較研究，認為宋朝的經濟實力的確大大超過了唐朝，但其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十分嚴重；而唐朝的財政收入雖少於宋朝，但卻能長期保持收支平衡，唐朝的這種表現就使得宋朝的經濟發展成就被遮掩了。

張：正如大家所熟知，您在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領域成就卓著，建樹頗多，出版了《唐代軍事史》、《五代十國制度研究》等專著，又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宋職官管理制度研究”，請問唐五代時期國家的政治制度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後世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杜：我在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確下了較大的功夫，除了承擔過國家項目和出過幾部著作外，還發表過不少論文。所謂政治制度在古代主要指職官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相關的制度。根據我的研究與長期觀察，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的政治制度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制度非常健全。包括選官制度、考課制度、監察制度、諫議制度、封駁制度、回避制度、以法治吏的制度等。與此同時，唐朝還制定了詳盡的禮制與法律，與以上制度相配合，把整個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由於制度健全，所以在唐代一切都有制可循，有法可依，不會出現無章可循，無法可依，或者說法制不健全的情況。這一歷史時期制度之所以健全，與當時人們的高度重視有著直接的關係。隋朝僅僅存在了37年時間，就先後制定了《開皇律》、《大業律》，隋文帝即位之初，就結合漢魏舊制制定了以三省六部制為核心的一套職官制度，隋煬帝大業時又進一步修改，所謂唐承隋制，實際上是沿襲了大業時的官制。唐初的情況也是如此，僅唐律就是《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等等。在禮制方面，唐朝也非常重視，武德時因忙於統一戰爭，無暇制禮，貞觀時制定了《貞觀禮》，後來又相繼出現了《顯慶禮》、《開元禮》，《開元禮》影響後世最為深遠。我為什麼要強調律與禮呢？因為前者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強制性的規範與制約，違法就要受到懲處；後者屬於思想文化的層面，對人們的行為雖不具有強制性的約束，但是卻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則更加深遠。兩者相輔相成，才能使社會更加有秩，更加和諧。所以我認為各種制度雖然都很重要，但法制與禮制最為重要，如果這兩者不立，則任何制度施行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會空轉。

第二，制度的設計周密合理。唐朝制度的合理性表現以下幾個方面：（1）權力的制約性。以中樞決策權為例，中書省為出令機關，知制誥奉君相之命起草詔敕，如有不同意見可拒絕起草；中書省起草的制敕要經過門下省的審議，門下省如有不同意見，可塗改後封還，謂之封駁之制；經過門下省審議的制敕，由尚書省執行，尚書省如有異議，同樣可以封還。體現了一種互相約制的制度設計思想。即使在中書省內部，君相在決策之前，還有所謂“五花判事”之制，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眾人的智慧，避免出現決策偏差。朝廷及地方官員施政，要接受御史臺的監察，包括宰相在內亦不例外。如此御史臺的權力就很大了，那麼誰來制約御史臺呢？唐朝規定尚書左、右丞負責監察御史臺，這樣就把所有的官員都置於監察的範圍之內了，不留任何死角。體現的也是一種對權力的制約性。（2）對皇帝權力的制約。在古代社會皇帝地位至高無上，其權力如不加制約，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唐朝在制度設計上，對皇帝權力的制約除了通過封駁制進行外，還設計了一套諫官制度，專門給皇帝提意見。諫官對皇帝的進諫雖然不具備強制性的作用，但在輿論上對會皇帝形成壓力，從而使其不能為所欲為。至宋代實行臺諫合一的制度，致使諫官對皇帝制約作用有所削弱，明清時期雖仍有言官之置，但主要針對百官而進行監督，導致專制主義愈演愈烈。兩相比較，唐朝制度的先進性是顯而易見的。（3）以法治吏。唐朝對官員的監管與制約，不僅體現在制度方面，以法治吏也是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唐律中有許多條文都是針對官吏的，其中《職制律》是專門針對官員職務犯罪而制定的。如果說制度是用來規範官吏施政行為的，那麼法律就是對其違法行為的懲處，兩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個社會制度不健全，法律又不能對貪腐官員嚴加懲處，就無法達到社會治理與社會和諧。唐制的歷史借鑒意義就表現這些方面。

第三，強化對官吏的監察。欲想達到良好的社會治理目的，一是要使百姓安居樂業，另一個方面就是要加強吏治，即對官員加強監管，而且越嚴格越好。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監察制度都是針對官吏階層的，監察效果的好壞，與制度的設計是否完善有直接的關係。唐代監察制度的特點十分鮮明，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1）垂直監察的體制特點。即監察官員對皇帝負責，不受任何官員或機構的牽制，有權糾彈包括宰相在內的任何官員。（2）將監察貫穿於日常工作中的特點。即不是在官員犯罪之後再去糾彈，而是在平時的工作中主動去履行監察官員的職責，比如太倉、國庫的啟閉必須有監倉御史在場監察，尚書省召開會議必須有六察官（即分工監察的御史）列席參加，行刑要有監刑御史在場，監獄要由御史定期巡察等。（3）被糾彈官員停職待罪的規定。在唐代凡御史對官員提出糾彈，不論是否有罪，必須停職待罪，而不是等罪行調查清楚了再停職。這種規定有利於案情的調查，避免犯罪官員利用手中尚掌握的權力消滅罪證，相互竄供，干擾辦案。（4）監察體制中互相制約的特點。這一點前面已談過了，就不多說了。（5）提高監察官員政治待遇的特點。唐代監察官員的品階並不高，但政治待遇頗高，如御史巡按各地，號稱“代天子巡狩”；新任御史到任，京兆府所屬官員必須參見；御史先入住館驛，其他官員包括三省三品官、節度使、觀察使等地方大員，只能入住別廳；在行道時，要禮讓御史先行，那怕是京兆尹、河南尹這樣的高官。如此規定的目的，就在於提高監察官員的權威，使百官對其敬畏。唐朝前期吏治清明，與監察制度的完善不無關係。

第四，行政法規十分完善，辦事效率較高。唐朝的法典體系由律、令、格、式等四部分構成，“律以正刑定罪”，即通常所說的唐律；令是大唐帝國制度的總匯，所有制度都是令規定的，如田令、學令、選舉令、職員令、廄牧令、賦役令、獄官令等等；格是尚書省各部門職掌的詳細規定，是各曹司施政的法則；式是對各機構行政事務的具體規定，是圍繞律令的執行所規定的細則以及百官諸司的辦事章程。有了這一套制度，各部門辦事有章可依，踢皮球相互推諉的情況就不會出現。

僅有這些規定還不能保證官府運轉的效率，唐朝還搞了一套勾檢制度，在各級官府普遍設置了所謂勾官，其制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受（付）事發辰。所謂受事，即指接收相關公文之意，付事是指向相關官員或機構交付公文之意，前者是指收到公文，後者則是指發出公文。所謂受（付）事發辰，是說收到上級或其他部門轉來或者本部門發出的公文，要登記清楚接收的日期。二是勾檢稽失。“稽”，滯緩之意；“失”，誤也。就是說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公文的處理或處理中出現錯誤，包括公文的內容、格式以及處理意見等方面違背了相關政策、法令和制度等。唐朝根據公事的重要與緊急與否分別規定了處理完畢的時限，小事5日程，中事10日程，大事20日程，徒罪以上30日程，如果沒有按時完成，則要受到處罰。三是省署鈔目，所謂鈔目，是指一個部門收入和發出公文的目錄，也稱為抄目。這些目錄皆需要勾檢官員負責審核、簽署，在準確無誤之後，然後再蓋印存檔。這些嚴格的規定對提高官府的辦事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五，相關回避制度。我國自唐代始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回避制度，至宋代達到極致。唐代回避制度包括科舉考試，稱別頭試，指主持科舉考試的官員或宰相等高官如有親屬參加考試，則另行派官主持考試，謂之別試，并命御史加強監察。在任官方面，規定外戚可任奉朝請、檢校官、員外官等，并不許治事。限制朝中要官子弟、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御史臺五品以上、諸同正員三品以下，諸王駙馬中，要周期以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官等。唐朝還限制藩帥子弟在當地任職和回授官職，後者是指將本人或者子弟所任官職回授給其他親屬。以唐朝著名宰相李德裕為例，其早年苦心力學，尤精《漢書》、《左氏春秋》等。其父李吉甫在各地任官時，他隨侍身邊，不求仕進。憲宗元和初，其父再任宰相，“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直到其父死後，他才回到京師任職。唐朝規定官員銓選時要回避原籍，即不在其籍貫所在地任職。宰執親屬及子弟不得任諫官、御史及門下省官，不得任翰林學士。親屬不得在同一地區任職，指大功以上親。大功以上親不得在同一部門任職。如果是宰相親屬，則不得在要害部門任職。此外，唐朝還規定要官親屬不得任地方治民之官，可授予閑慢差使。但是對“要官”卻沒有一個權威的界定，因而發生了一些混亂，於是在唐穆宗長慶二年（822）頒佈了統一規定，即宰臣、左右僕射、御史大夫、中丞、給事、舍人、左右丞、諸司尚書、侍郎、度支鹽鐵使等，諸王駙馬本不是要官，也被列入其中，其親屬子弟都要進行回避。

有唐一代的制度很多，以上所說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歷史借鑒意義的部分，或者說具有鮮明特點的部分。唐朝的情況說明，一個時代的文明昌盛，不僅僅是靠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完全指經濟發展的成就，更多還是指政治是否文明、吏治是否清廉，而這一切主要靠制度的健全與完善，換句話說，制度是一切的保障。

唐朝所創立的這一套制度，對後世及外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制度都被歷代沿襲下來了。如三省六部、九寺、諸監制度，均是如此，六部之制一直沿續到清代，直到清末實行新官職才有所改變。寺卿也是如此，被宋元明清諸朝所承襲。諸監之制雖然變化頗大，但國子監一直存續到清末。至於科舉制的影響則更大，不僅為歷朝所沿襲，也為越南等國所仿效，西方學者甚至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宋、元以及明初，在中央均有“省”的建置，直到朱元璋廢中書省後才不再存續了，不過在日本至今仍將其“部”一級機構稱為“省”，北朝鮮也是如此，這些都是學習唐制而來的。日本還仿效唐令，編制了日本令。至於其他制度，如考課制度、監察制度、諫官（言官）制度、回避制度等，都程度不同地被後世所沿襲，就不多說了。

張：您對五代十國史方面的研究，在國內史學界起步早、成果多、影響大。舉凡五代十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司法、制度、軍事、地緣政治等方面，您均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請問您為何如此重視對五代十國的研究？這個所謂的“亂世”有哪些特點？它的歷史地位又是怎樣的？

杜：我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比較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發表了多篇論文，至今已有30多年時間，在這一方面先後出版過5部著作，發表過數十篇論文，涉及的方面也比較廣泛。我之所以關注五代十國史的研究，當時主要是出於這一斷代史的研究比較薄弱，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補的緣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五代十國之前的唐史與之後宋史，研究都比較熱門，成果也很多，處於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五代十國歷史如果不加以改變，歷史發展的鏈條就不完整了，這些年來炒得很熱的所謂“唐宋變革”論的研究，就很難深入下去，因為這一變革發生在唐宋之際，而唐宋之際就是指五代十國時期。即使按有些學者所說的變革從中唐時期開始，也不可能繞過五代十國時期直接到宋代。因此，對這一斷代史的研究應該引起重視。可喜的是，這種薄弱狀態已經發生了變化，有關十國的國別史幾乎都有專著問世，個別沒有的也有博士學位論文涉及到了，現在要從中找一篇博、碩士學位論文的題目都不容易了，當然研究水平還有提高的餘地。

最初我研究五代十國史是因為空白甚多，研究題目好找，但是當我真正深入下去後才發現事情並不象最初想像那麼簡單，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這一歷史時期史料比較貧乏，甚至導致有些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史料不支撐而不得不放棄。即使同樣的論題，研究者付出的精力也比其他斷代史大得多。比如我寫的《五代十國制度研究》一書，原來想取名為《五代十國制度史》，就是因為有些專題史料不足，有些問題說不清楚，只好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即使如此，我查閱的文獻也有一百幾十種之多。我的《五代十國經濟史》一書，查閱的文獻達200多種，除了常見史籍外，筆記小說、地理方志、農書、類書、文集、金石碑誌、文學彙編、宗教典籍、敦煌文書等，無不在搜集的範圍，甚至錢譜、畫史、藥典、硯史、墨史等，以及明清之人輯考的史籍與雜著等，也不敢稍有遺漏。由於這方面的原因，所以這兩部書的撰寫前後持續了一二十年的時間。

關於這一時期歷史的特點，還真不好說，想來想去，我覺得還是熊德基先生概括得最好，這就是“表面上亂，實質是變”8個字。這裡所謂“變”，不是小變，而是中國社會的大變，舉幾個例子，可見其一斑。

有學者說唐代是貴族政治，宋代則是官僚政治，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唐宋兩朝從皇帝到將相大臣的社會出身頗為不同，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僅就這一點而言，其變化恰恰是在五代十國時期，試看五代各朝諸帝、十國的皇帝、國王，可有一位出身於士族家庭？甚至連地位高貴者也很難找得出，基本出身於社會的下層。至於該時期將相大臣的出身就更是五花八門，或販鹽屠狗，或為人家奴，或為群盜，或為出身低賤的諸族軍人，即使有一些科舉出身者, 但其並非因科舉而致位卿相，只不過是投靠藩鎮, 屈居幕僚，隨著藩帥升為天子, 而躋身於卿相。宋代及宋以後的歷代帝王、官僚，只不過沿續了這一趨勢而已，這一變化應自五代十國時期始。

再比如鼓吹唐宋變革論者之一的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即唐代的良賤制度到宋代便不復存在了。他認為佃戶變成了獨立的自由民，佃戶在完成契約規定的地租後，有遷移的自由，不受地主的人身束縛。實際情況是，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就已經發生了這種變化，佃農只要給田主交足了田租，田主就不得限制其遷徙的自由，這在文獻以及敦煌文書中都有不少記載，證明了此時佃農已經具有了與其他平民一樣平等的社會地位和人身自由，人身依附關係早已蕩然無存了。宋代只是繼續了這一發展趨勢，宋代頒佈的《天聖令》也只是承認了這一社會現實，並不是有了《天聖令》，農民才獲得了自由的身份。這種情況正與唐宋變革論者所提出觀點相吻合，只是這種變化發生在五代十國時期而不是宋代。

有研究宋史的學者提出了宋代婚姻不尚閥閱的觀點，影響還比較大，可是這一觀點並不能成立，因為其只是與唐代的情況進行比較，而沒有涉及到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情況。我受澳門大學主辦的《南國學術》編輯部之邀，撰寫了一篇名為《“婚姻不問閥閱”應始自五代十國時期——對學術界“宋代說”的糾正》的長文，2015年發表在該刊第四期上。我在這篇論文中把五代十國時期每個帝王的婚姻情況逐個進行了統計，又統計了這一時期重要歷史人物包括宰相、節帥在內的婚姻狀況，甚至包括南北方一些士人的婚姻以及當時人選擇婚姻的趨向，得出的結論就是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婚姻就已經不問閥閱了，而且這一趨勢一直影響了五代十國以後歷代的婚姻觀。

在經濟發展的格局上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唐朝前半期我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南方的經濟水平遠不如北方。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的財賦依靠江淮八道，表明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較快，但是南方其他地區的經濟水平還很落後，比如今湖南、湖北、江西、兩廣、福建等地區。經過五代十國時期，到了宋初，上述情況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了原南唐、吳越統治的江浙地區經濟繼續保持全國領先的地位外，兩湖、兩廣、福建等地的經濟也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福建在唐代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處在無足輕重的地位，可是入宋以後，福建不僅成了重要的財賦之地，福建人在政壇與學術領域更是嶄露頭角。手工業與商業經濟南方更是遠遠地超越北方，對外貿易發展更快。在唐代海上貿易口岸僅有廣州一處，到五代十國增加了福州、泉州、明州、杭州、金陵、萊州、登州等口岸，尤其泉州港的開闢，在宋元時期長期居於全國第一商港的地位。關於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問題，我的觀點是完成于五代十國時期，儘管學術界還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這一歷史時期是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的重要時期，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的基本格局。

在文化方面也能反映出這一歷史時期變化的特點來，以文學為例，詞在唐代不能登文學殿堂，五代十國時期在南唐與前後蜀形成了兩個文化中心，皆以詞的創作而著稱，前者以南唐中主、後主、馮延巳為核心，後者以韋莊、溫庭筠為祖師爺，形成了花間詞派。經過他們的努力，遂使詞這一文學體裁正式在文壇占了一席之地，影響宋人至為深遠。

在繪畫與書法方面，唐人崇尚釋道人物畫，而五代崇尚山水畫與花鳥畫；在畫法上，五代創造了水墨山水著色和沒骨新畫法，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畫的畫法。在書法上，五代開了宋人尚意書法的先河，代表人物就是楊凝式。而南唐的徐鉉則代表了篆書的最高水平，有人認為其水平與地位超過了唐代著名篆書家李陽冰。在佛學方面，陳垣先生說：“五季亂而五宗盛”，指禪宗的五個支派，即臨濟宗、曹洞宗、溈仰宗、雲門宗、法眼宗等五宗。五宗之中除了臨濟宗盛行于北方，其餘四宗皆盛行於南方，其理論對禪宗以及中國哲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立法方面，宋初編定的《宋刑統》一書，就是以後周編撰的《大周刑統》為藍本的。

五代的制度對宋代亦有很大的影響，只是宋人認為五代是亂世，不願意承認，只承認宋承唐制，其實完全不對。比如宋代中央最重要兩個部門，中書與樞密院，合稱二府，就是沿襲了五代之制，因為在唐代樞密院只是一個宦官機構，並非國家機關。再比如宋代的軍制以禁軍為核心，禁軍的統率機構叫三衙，即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與殿前司，各以都指揮使為統帥，合稱禁軍三帥。這一體制完全是沿襲五代之制而稍加改變，唐朝又何來侍衛親軍與殿前軍的軍號？宋朝的國家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人稱亞相，或曰計相，可見地位之高，也是沿襲五代之制而來。

關於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地位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學術命題，很難用幾句話說清楚，簡要地說：這一歷史時期正處於唐宋變革的關鍵時期，上承唐中葉以來的變革大潮，下啟趙宋社會發展之趨勢，其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直接影響了兩宋時期社會發展基本趨勢。主要表現在：

其一，社會各階層的內部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處於上層社會的帝王、官僚，還是處於社會下層的農民、奴婢、手工業工匠，包括處在社會中層的地主與商人階層，其內部結構無不發生巨大的變化，將門閥士族、貴族政治統統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其二，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有幾個新特點：一是區域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割據南方的幾個政權所控制的區域的發展，奠定了宋代經濟地理的基本格局；二是農業中商品經濟的成分增加了；三是商業的繁榮與商業都市的增加，這是與唐代的情況比較後得出的結論；四是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變化，由唐代的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的貿易方向，一變為海上對外貿易為主，這種趨勢為宋代以來歷朝所延續。

其三，文化發展出現了新趨勢。即表現在前面提到文學、繪畫、書法、禪宗五宗等方面。

其四，在政治與典章制度方面亦有可取之處。對前者而言，五代十國時期結束了唐末以來的藩鎮混戰，分裂割據，實現了局部的統一，並且使這種統一的趨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為北宋統一全國奠定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基礎。關於典章制度的變化前面已略有提及，就不多說了。

如果把五代十國時期與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來的其他兩次分裂割據時期比較，即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宋金遼夏時期比較，唯有五代十國時期分裂時間最短，不但沒有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停滯，反而改變了社會結構，促進了經濟發展，因此其應該具有更加重要的歷史地位。

張：您還對唐代宦官問題進行過不少研究，您選擇這一問題研究的原因是什麼？如何客觀評論唐代專權？有何研究結論與大家分享？

杜：我的確曾對唐代宦官問題做過不少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引起了學界同行的關注。我之所以把這一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之一，是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研究唐代宦官問題熱潮的影響。那時隋唐史學界針對宦官問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社會上還出現了數部有關宦官的著作，有些著作雖然不是專論唐代宦官的，但也涉及到了唐代的內容。作為研究隋唐史的我，不可能不看這些研究成果，後來又看到了一些日本學者寫的論文。我認為當時的中國大陸學者的選題比較狹窄，大都是評論宦官專權擅政的，多持批評的態度，對唐代宦官專權的原因，多是認為宦官掌握了禁軍兵權，實際上沒有超出宋人的觀點。而日本學者的研究視野相對要寬得多，有些研究結論至今也不過時，比如矢野主稅寫了一篇名為《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的文章，認為宦官諸職制與假子制是宦官獲得權勢並能長久持續的原因。這裡所謂“諸職制”，就是指內諸司使系統。矢野主稅的這篇文章發表於上世紀50年代，那時有關唐代內諸司使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因此在當時能提出這一觀點是其具有遠見卓識的表現。此外，日本學者室永芳三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了名為《唐代內侍省的宦官組織》的文章，論述了內侍省組織中的“高品、品官、內養”的形成，以及三者在身分和地位上的不同。此外，加藤繁研究了宦官擔任的內莊宅使，矢野主稅還研究了唐代的樞密使，香港學者趙雨樂研究了飛龍廄與飛龍使及其它一些使職，我國老一輩的學者唐長孺先生則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表了《唐代的內諸司使》一文。這些研究成果的陸續刊出，使我很受啟發，再加上考古事業的發展，一批唐代宦官墓誌相繼出土，從而為更深入地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比較豐富的史料，這些都是我所具備的有利條件。

我對宦官問題的研究沒有涉及宦官如何專權擅政這樣比較傳統的問題，而是想涉及一些前人未涉及或者涉及不多的方面，大體上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宦官家族問題的研究。矢野主稅說唐代宦官權勢與假子制有關，是說宦官通過娶妻養子建立家庭，宦官的這種行為世代沿襲下去，於是就形成了宦官家族，也稱宦官世家。唐代宦官權勢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下去，與宦官世家的長期延續有著直接的關係。在唐代有不少大宦官家族延續了一百數十年，世代都有權宦出現，“世為權家”。宦官收養假子的目的，就在於通過這種方式使其已經取得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得以延續，客觀上使宦官專權的局面長期不能得到扭轉。在這一方面，我比較深入地研究了一些這樣的家族，包括其世系、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等方面的內容，主要有高力士家族以及楊氏、仇氏、劉氏、孫氏、梁氏、王氏、彭氏、吳氏等許多宦官家族。研究這一問題最主要的史料來源是出土碑誌，傳統史籍很少記載這方面的內容，出土碑誌不僅提供了宦官家族的內部資料，而且還糾正了史籍記載的不少謬誤，史料價值極高。

第二，關於宦官階層內部結構的研究。我主要研究了宦官的婚姻、子女、籍貫、住宅、俸祿、食邑、思維、文化素質等方面的問題。這些方面都是中國大陸學術界很少涉及的問題，可以瞭解這一社會階層許多不為人所知的內容。以宦官婚姻為例，可以瞭解其婚姻形態，比如擇偶標準，是否續弦、收養子女數量、財產繼承等。在唐代存在著許多大宦官家族互通婚姻的現象，造成了宦官勢力相互勾結，形成強大的政治集團，從而對朝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宦官在政治鬥爭中佔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對宦官住宅的研究，涉及到宦官的經濟地位問題以及選擇住宅的原則。對宦官俸祿、食邑的研究，也屬於宦官經濟地位問題。宦官的思維與文化素質的研究，對瞭解有唐一代宦官階層執掌大權及掌管許多行政事務的能力有著直接的關係，對探討唐後期宦官能夠長期平穩地掌控大權的原因有著一定的意義。

第三，關於內諸司使系統的研究。前面說到日本學者認為宦官諸職制的存在是其能夠獲得權勢的重要根源。關於這一方面，唐長孺先生及國內外學術界都程度不同地做出過較大的貢獻，涉及到了內諸司使系統的一些使職。我主要研究了這些學者沒有涉及到的許多使職，比如牛羊使、武德使、仗內使、內坊使，雞坊使、酒坊使、洛苑使、辟仗使、內客省使、監威遠軍使等。關於監威遠軍使是否屬於內諸司使系統，現在還不敢肯定，但是其屬於宦官專任的使職則是沒有疑問的。唐代宦官專權，並不僅僅因為其掌握了禁軍兵權，其更多的權力還是來自于內諸司使系統，宦官們通過這一系統從南衙諸司手中奪得了越來越多的行政資源，從而形成了南衙與北司兩個行政系統。過去對這一系統的研究不夠，現在大家已達成了共識，認為唐代宦官專權並不是通過內侍省，而是內諸司使。截止目前，已知的內諸司使系統的使職已達數十個。由於傳統文獻對內諸司使系統極少記載，新史料主要依靠出土碑誌，而其出土又具有偶然性的特點，所以以後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很難取得更多的成果，但發展是肯定的，只是緩慢一些而已。

至於如何客觀地評論唐代宦官專權問題，這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要說清楚這一問題，必須從宦官專權的形成說起。唐前期吸取了東漢宦官專權的教訓，對宦官採取了一些控制措施，比如宦官不許出宮辦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等，因此在開元以前是不存在宦官專權問題的。開元時期唐玄宗寵信宦官，不僅在內侍省設置了內侍監這樣的三品官，還命宦官領兵作戰，如楊思勗，命宦官掌管中樞機要，如高力士。宦官開始登上了政治舞臺。自安史之亂以來，遂相繼出現了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一些大宦官。唐代宗時設置了掌樞密一職，是為樞密使的前身，尤其唐德宗設置的神策軍護軍中尉，拱手把禁軍兵權交給了宦官，從此宦官專權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宦官掌所握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當然是皇帝主動交給他們的，那麼皇帝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當然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因為在一些關鍵時刻，只有宦官在皇帝身邊鞍前馬後地賣命，再加上宦官為內臣，再怎麼專權，也不可能取代皇權，故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當宦官權勢大到一定程度，影響到皇權時，皇帝便又想剷除一些有權勢的大宦官。至於朝臣反對宦官專權，是因為宦官動了他們奶酪，侵削了他們的利益。可見唐代的南衙北司之爭，對兩方而言都是出於利益之爭，談不上落後與進步，腐朽與清廉之間的爭鬥。朝官中有大量的貪腐分子，宦官中也有不少貪財受賄之輩。但是史書中往往對宦官的種種不法或貪墨行為大書特書，似乎不良的吏風都是宦官造成的，原因就在於史書都是士大夫文人寫成的，他們都屬於利益相關方，怎麼可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呢？

在唐代歷史中，南衙北司爭鬥雖然很多，但最激烈造成後果最為嚴重的一次，就是所謂“甘露之變”，朝官被誅殺達千餘家，致使朝堂為之一空。事情起因恰恰是唐文宗聯合部分朝官欲將宦官階層誅殺殆盡，事情敗露後，反而被宦官出動禁軍殺了千餘人。客觀地看挑起事件者是朝官一方，如果成功，被殺的宦官豈止千余人？在這裡我並不贊成這種大規模地殺戮行為，只是強調看待歷史上的此類事件要有一個客觀的態度。

對唐代宦官在歷史所起的作用，同樣也要客觀地分析。宦官在維護皇權，堅持中央集權，反對分裂割據的立場，應該說是堅定的。其所領導的神策禁軍在鎮壓叛亂藩鎮，對抗吐蕃侵擾方面，也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在全國各藩鎮擔任監軍使的宦官，還沒有發現一個擁兵自重，反對中央的事例，其鎮壓或化解某些藩帥的反叛，反倒見之於記載。需要指出的是，史書中往往把少數強勢監軍壓制節帥，激起兵變，或者宦官排擠朝官，欺壓民眾的事，大書特書，有利於宦官的事能不寫就不寫，從而使宦官專橫跋扈、十惡不赦的歷史形象更加固化了。對這一點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切不可人云亦云。

在唐代宦官與宰相共同執掌了中樞決策之權，形成了中樞二元體制，又掌握了禁軍兵權，在地方上掌握了監軍權，在朝廷形成了內諸司使的政務系統，實際上宦官已成為唐代官僚集團的一部分。不能因為其閹人身份就打入另冊，採取一種歧視的態度，而應該採取公正客觀的態度，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不能以古代士大夫的是非為是非，被牽著鼻子走而不自覺。

張：目前長安學的研究越來越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您身處古都長安，對這方面是否也有過關注？此外，陝西師範大學是研究歷史地理的重鎮之一，您在這方面是否也有所涉獵？

杜：有關長安學與歷史地理的研究，我涉獵不多，除了出版《大明宮研究》與《西北地方歷代地緣政治變遷研究》兩部專著外，就是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先談談有關唐大明宮的研究。自宋代以來有不少相關成果問世，但沒有專論，均在有關長安的著作中涉及到大明宮的一些情況，比如宋人宋敏求的《長安志》、程大昌的《雍錄》、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以及清人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等，還有一些方志也記載一些相關情況。中國大陸在1949年以來主要對大明宮進行了一些考古發掘工作，也發表了考古報告，但由於經費的緣故，至今也沒有全部發掘。此外，還發表了一些與大明宮有關的文章，全面系統的研究未見出現。在外國學者中，只有日本學者對大明宮有所涉及，早期進行過田野考察，拍了一些照片，考察文字極少。日本學者平岡武夫在20世紀50年代先後出版了《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地圖篇）、《唐代的長安與洛陽》（資料篇）及其與今井清合著的《唐代的長安與洛陽》（索引篇），收集了宋以來歷代有關大明宮的地圖，並擇錄了相關研究資料，是研究大明宮建築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為後人提供了方便。他們也畫了一些地圖，其中關於大明宮的內容沿襲舊說的多，創新的內容相對較少。有關大明宮的前人研究情況，大體上就這些。

我對大明宮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其一，研究了大明宮中許多建築的方位。其中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的方位比較清楚，麟德殿、望仙台、三清殿等遺址的夯土層高出地面不少，方位也不成問題。但是大明宮仍有許多建築的地理方位由於文獻記載不清，或者相互之間有矛盾，就需要進行考證了。我採取的辦法是，將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進行比對，再到現場考察，大明宮的每個建築發掘的遺址我都去過多次，進行印證，許多問題就可以搞清楚了。通過研究解決了許多原來不清楚的問題，比如大明宮中有少陽院，是太子居住之所，關於其方位各書的記載及古圖的標繪都不同，有在含元殿之東，有的則繪在西面。據我研究，大明宮中有兩處少陽院，一處位於崇明門東南，稱東少陽院；另外一處位於翰林院以北，稱西少陽院。待制院的設置亦是如此，各書記載不一，徐松之書無法處理這種矛盾，乾脆把光順門外的待制院叫親王待制院，其實唐朝何嘗給親王專門設置過待制院？根據我的研究，大明宮中應有兩處待制院。一處在門下省以東，為皇帝在宣政殿召見待制之臣時，等待召見之臣在此等待。另一處在光順門外，史館以西，大曆十四年（779）設置，為皇帝在延英殿召見宰相、大臣時，其他待制之臣所在之處。類似情況還有一些，如學士院也有東、西兩處，學士院與翰林院是不同的機構。還有不少方位不明的建築都基本搞清楚了，如飛龍院、走馬樓、鬥雞樓、內侍別省、客省、護國天王寺、昭德寺、野狐落、左藏庫、右藏庫等。

其二，研究了相關典籍缺載的建築。唐代的相關政書都提到御史臺的御史們要在宮中承擔許多工作，但是對其辦公地點卻沒有記載。我根據唐人文集的記述，不僅考證出了其辦公地點就是御史北臺，而且將其具體方位也考證清楚了，就在中書省的南面。再比如長安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京兆尹在大明宮也有辦公之處，稱之為京兆尹院，具體方位就在日華門以東，門下省以西。此外，樞密院、宣徽院、舍人院等建築方位，長期以來均說不清楚，在我的書中都有詳細的考述。史館的地理方位，文獻記載有矛盾，此次也一併考證清楚了。

其三，搞清楚了許多建築的功能。我主要做了以下幾點工作：（1）詳細研究了唐朝朝會制度，即外朝、中朝、內朝，分別在大明宮含元殿與丹鳳門、宣政殿、紫宸殿舉行。這一點史書記載得很清楚，我的貢獻在於搞清了其淵源及其在唐朝的演變，包括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2）搞清了延英召對制度的來龍去脈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還對麟德殿、金鑾殿、浴堂殿、溫室殿、三清殿等的功能也進行了探討。（3）對左右朝堂方位的演變及其所有功能，一一進行了研究，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的認知。（4）搞清楚了命婦院的功能。長期以來包括我本人對此都存在錯誤的認知，因此搞清這一點十分重要。自古以來皇后的地位就非常重要，百官朝皇帝，內外命婦朝皇后，但是後者在什麼地方朝見皇后，文獻中沒有清楚的說法。實際上命婦院就是內外命婦朝見皇后之處，所以命婦院內也有朝堂與殿廷，如同大明宮內有左右朝堂一樣。史書記載武則天當了皇后以後，曾在朝堂設宴款待武氏諸親，以前以為是在左右朝堂，其實是錯誤的，應該就在命婦院朝堂。唐後期沒有強勢的皇后出現，而命婦院占地面積又很大，所以諸司擴大機構時，往往侵佔命婦院的地盤。根據我研究大明宮的體會，宮廷政治的研究還是要從宮殿入手。唐朝的國家典制應當是我國歷代最完善的一個時期，對後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宮廷裡面的每一個建築都被當時的制度賦予了特殊功能，從這裡切入既可以瞭解唐代的國家典制，又可以瞭解唐代的政治制度及運行情況，此外還可以瞭解唐代宮廷建築規劃、佈局的思想等等。

《大明宮研究》也可算歷史地理方面的著作，作為這類著作就不能少了圖幅，因此我繪製了一幅《大明宮平面示意圖》插在於書的前面，以直觀地反映大明宮的基本格局與建築方位。這幅圖把我新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進去，同時又糾正了前人之圖的許多錯誤，比前人之圖的內容更豐富，更詳細。如把這幅圖與一些記載相結合，將能夠更好理解唐朝的制度。

《西北地方歷代地緣政治變遷研究》一書，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的結項成果。這是首部有關西北地方在我國歷代地緣政治結構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論著，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在歷史時段中動態考察了西北地區在歷代地緣政治中的特點及其對中原王朝的影響。並對西北地方疆域的變遷、人口分佈、民族分佈、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區域文化特點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情況等進行了探討，試圖揭示歷史時期西北地緣關係的總體特徵與發展規律。對地緣政治與歷史地理的研究，並非我的專長，因此此書更多地只是本人擴展研究領域的一種新的嘗試。

張：您能否以隋唐史研究為例，說明當前隋唐史中還存在著哪些明顯的薄弱環節？在今後的研究中，需要從哪些方面進行突破？海外和臺灣地區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杜：這是一個比較難回答的問題，一是因為如今是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如果沒有著意搜集，很難掌握全學術信息；二是我們所處的學術環境還不太理想，雖然比以前有了較大的改變，但與國外甚至與港臺的交流多少都有一些不順暢之處，欲想瞭解其全部學術動態比較難。所以只能就自己掌握的情況談一點不一定成熟的看法。

總的來看，如今的隋唐史研究已經很難找出薄弱環節了，這是因為自宋以來歷代都對隋唐歷史比較重視，寫了大量的著作與文章，即使到現在隋唐史仍然是國內外研究的一個熱門，研究成果不計其數，該涉及的方面基本都有所涉及。要說研究的薄弱環節，也是相對而言的，據我的觀察，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1）禮制研究。隋唐是我國禮儀制度比較完善的一個時期，《大唐開元禮》自頒行以來，對後世乃至東亞各國都有較大的影響。自20世紀以來，對唐禮的研究與認知大體有四個脈落：一是將禮視為維繫封建社會的主要政治社會原理，即延續了自五四以來對禮教的基本認識；二是將禮看成是國家的政體，以及反映此政體的儀式、符號，并視之為支配的工具或功能；三是將禮視為士大夫的教養，包括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價值觀與學術；四是從“東亞世界”的政治關係與文化交流的層面討論唐禮。這是有的學者的總結，我認為很有道理。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大陸地區對“禮”的研究，或限於“禮教”方面，或將禮視為“統治工具”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研究古代統治者如何藉由禮儀在政治上制度上所起到作用，以維護統治者的特權。其實這根本算不上對禮制的研究，即使如此，那時的研究成果與研究者的人數都是非常有限的。改革開放以來，在這方面出現了大量的論著，開始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研究，其中不乏水平較高的研究成果。不過由於長期忽視，學術積累不夠，類似于清代學者秦蕙田的《五禮通考》這樣博大精深的著作，恐怕在一個時期內還難以出現。我在這裡所指的是對唐禮進行制度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其他。

（2）法制研究。唐代的立法形式是律、令、格、式，其中對唐律的研究成果較多，水平也比較高。對唐令研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輯佚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即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遺》與池田溫的《唐令拾遺補》兩書。對唐令本身的研究不是很多。自從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發現以來，又一次掀起了研究的熱潮，為了對唐令的復原，不能不對令的內容進行研究，從而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格、式方面，主要成果仍然是輯佚，由於資料比較貧乏，輯佚成果十分有限，在這方面還可以再進一步努力。對唐日兩國律令制的對比研究，日本學者成果較多，中方成果較少。此外，在兩國具體司法規定的比較研究上，比如刑法、監獄、訴訟、審判等方面，成果也不多。至於中韓兩國法制的對比研究則更少，需要進一步地加強。

（3）樂舞研究。根據諸家學者的研究，隋唐兩宋時代的燕樂，是我國音樂史上一個承上啟下的大階段，是近代南北曲和古代清商樂、雅樂的過渡橋樑。近代的南北曲音樂至現代依然是活的音樂，古樂則已變成了僵化的文獻記載，而燕樂則居其中，但其樂譜、樂器也並未全部亡佚，因而對燕樂進行研究，就可以把這活的音樂史推進到一個相當早的時間。近世以來，敦煌曲譜，日本所藏唐代樂譜、樂器，以及先秦楚墓編鐘及管弦樂器的發現和流傳，又為燕樂研究，為音樂史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材料，這些都說明燕樂研究在整個音樂史上的重要意義。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由於隋唐大麯和隋唐俗樂調理論失傳已久，而已有資料還不足完全恢復其本來面貌，這個方面寄希望於考古發掘出更為豐富的地下資料，另一方面還要靠中外研究者付出更大的努力。

（4）碑誌整理與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與宋代以來歷史的研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後者的相關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而且前者則相對不足，所以對於前者而言，欲要推動研究工作的發展，對新史料的發現就顯得十分迫切。因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天一閣藏《天聖令》的發現，均引起中外研究者的歡欣鼓舞，大大推動了相關研究的向前發展，然而這樣的機遇是不多的。從目前的情況看，新資料的發現就只能指望出土的碑誌了，近年來也的確新出土了大量隋唐五代時期的墓誌，分散在全國各地，尤其是秦、豫兩省出土更多。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各地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規範和行動，致使已出版的許多墓誌彙編重複較多，浪費了社會資源；二是整理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甚至沒有錄文，把拓片收在一起輕易地出版；三是研究不夠，大都是在研究其他問題時，將相關的墓誌拿來一用，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這種狀況的改變比較困難，但是加強對新發現碑誌的研究，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除了以上這幾點外，還有一些方面可以深化其研究，比如就隋唐史而進行孤立的研究，沒有與同時代的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缺乏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分析隋唐歷史變化的視野，即研究格局較小；民族理論與研究方法不夠豐富，對民族關係的研究，歌頌的多，客觀分析的少，對民族之間的和親、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問題的研究，有理想化、政治化的傾向。此外，還有些具體問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如唐代內諸司使研究、隋唐職官管理制度、五代十國時期的藩鎮、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問題、隋唐時期的某些民俗等。

與海外和港臺地區相比，我認為中國大陸地區是存在一些差距的，但是與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有所不同，那時國門剛剛打開，發現自己在研究理論、研究視野、評價體系以及價值趨向等許多方面都與海外存在較大的差異，需要學習與借鑒的方面非常之多。經過這數十年的交流，在這些方面儘管還存在差別，但已經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個人認為目前最主要的問題不在這些方面，而是在以下方面：（1）科研體制的問題。在中國大陸的高校或研究機構都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即科研體制行政化，學術評估世俗化。前者不用多說了，其弊端大家議論得已經很多了。後者主要指所謂量化評估，只重數量，不看品質；以發表論文的刊物來認定學術水平的高低；以獲獎與否與等級高低，來認定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下。問題不在是否應該評獎，國外也評獎，存在的問題是設獎太濫，評定過程不公正，不能起到激勵的作用，反倒起了不小的副作用。還有就是科研項目設置太濫，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項目，研究單位與高校拿這個再去約束研究者，把項目與職稱、待遇掛鉤，又要求短平快，結果是政府花了不少錢，卻沒有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2）重複研究多，而且多是低水平的重複。這一點只要看看這些年出的書，查查“中國知網”的論文題目，就知道八九不離十。造成目前的這種狀況與科研機制有著直接的關係。（3）學術規範差。許多研究成果均存在這方面的問題，有的甚至完全不顧學術動態，對學術史瞭解不夠。這些年我評閱了不少各校的學位論文，再看看國外與臺灣地區的學位論文，差距還是很明顯的。就連字數的多少也不同，大陸一些高校要求碩士論文3萬字以上，博士論文8萬字以上，如果全是創新倒也罷了，問題是根本做不到這一點。當然不是所有的論文都是如此。

張：在歷史初學者看來，史學研究中的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似乎是一對矛盾。在您的著作中既有微觀細緻的考證，也有宏觀縝密的理論思考。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和處理這個問題的？對於初涉史學者，您有什麼建議？

杜：確實，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的關係不好處理。對歷史學來說，實證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基礎，理論研究是實證研究的昇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指出：“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繫起來，或者洞察二者之間的既有的聯繫。”說明理論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研究歷史上的社會，這種研究不僅要搞清楚一個個歷史上的社會現象，還要找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進而發現歷史發展的規律，要達到這一研究層次，理論指導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或者說沒有理論研究，就無法達到歷史研究的終極目的。但是，這種研究必須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事實基礎上，否則就會得出錯誤的研究結論。可是歷史上的許多事實並非十分清楚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尤其古代史中的許多事實，由於年代久遠，資料散失，加上人為的有意遮掩，搞得面貌全非，欲搞清楚其真實情況，這樣就需要實證研究了。

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有的屬於實證研究，比如對事件、制度、人物、器物、歷史現象等，有的需要從理論上進行探討，如所謂唐宋變革、農民身份問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等。具體屬於那一類研究，完全是依選題而定。但是大的研究選題往往是既有實證研究，也有理論研究，比如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一書中，就有不少實證研究，同時又進行理論的探索。在這方面我也有一些體會，比如我寫的《五代十國經濟史》一書，用了大量的篇幅做了許多實證研究，以搞清楚這一歷史時期的許多具體的經濟問題，同時也進行了一些理論探討，如對五代十國經濟發展的特點與趨勢的探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完成時間問題，五代十國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等。

對於年輕的初學者而言，根據我自己實踐與體會，建議先做實證研究，待有了一定的積累後再進行理論探索；先做小問題，再做大問題。嚴耕望先生有一個主張：即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並且要大題小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不得已可大題小做。這是根據人生不同階段的精力與學術積累而提出的主張，應該是可行的。因為青年時代精力充沛，但學力尚淺，小問題牽涉的方面較少，能夠控制，不致於出大毛病。做實證研究涉及的往往是某個具體問題，只要用全部精神認真去做，相對比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一開始就選擇大問題研究，也能寫成長篇大論，但要出彩則極難。在自己學力未允時就做大問題，結果往往大而無當，久而久之，養成劣習，終難成大器。

對青年人我還想說一句，即要重視寫文章的訓練，提高文字表達能力。主要做到四點：第一，文章要簡練，用兩個字能說清楚的決不用三個字，要做到惜墨如金；第二，文字要流暢，即句子要自然順暢，讀起來要朗朗上口；第三，文字要優美，即講究修辭，為此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可以多選讀一些古今名篇；第四，要善於謀篇佈局，寫文章先有一個整體的構思，要做到篇章之間，聯繫緊密，天衣無縫，渾然一體。當然要想提高寫作能力，沒有捷徑，唯一的辦法就是多寫多看，對自己文章要反復修改。

我之所以提到寫文章之事，是因為現在有不少青年人寫不好文章，在在讀的博士、碩士中，這種情況更為多見。

張：最後一個問題，中國是一個高度重視歷史的國家，可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歷史學研究似乎又面臨著尷尬的邊緣化境地。請問，您如何看待歷史研究的社會價值問題？

杜：中國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視歷史的國度，在這方面擁有悠久的傳統，設置史官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所撰史籍也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目前歷史學的確不再具有以往顯赫的官學地位，這其實是很正常的，現代社會的進步文明，使歷史學回歸到正常地位，成為社會科學眾多學科中的一個。問題在於近些年來，歷史學的這種正常地位似乎也受到了挑戰，一些高校壓縮了歷史專業的招生數量，甚至將歷史專業與其他專業合併，專業設置目錄中歷史學不再作為單獨的專業，從而使歷史學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地位。不過在一些重點高校中，情況變化還不明顯，說明情況還不是一團糟。

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專業的畢業生求職較難，為了不影響就業率，有些高校不得不壓縮招生規模。另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學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似乎與經濟發展沒有直接的關係，於是導致一些人忽視其社會價值，不僅對歷史學如此，甚至對整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也是如此，只是歷史學的情況更為嚴重一些而已。

關於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或者社會作用，其實前人已經有過許多論述，大體上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歷史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歷史研究的不是現實社會生活，而是人類社會活動中已經成為過去的那一部分，即人類社會的發展史。為什麼說其是認識世界的重要工具呢？因為人類歷史長河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連接起來的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人們要真正認識現在，預見未來，就不能不認識過去，認識過去就要研究歷史。

如何看待歷史是改造世界的工具這一論斷呢？因為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歷史的中國和世界的發展，人類過去的一切實踐的經驗、薈萃的智慧、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晶等，都是歷史承載的、記錄的，也都是歷史所要研究的對象，欲要改造世界、改造社會，就不能不掌握這些經驗、智慧和發展的結晶。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其二，歷史的社會價值還表現在其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歷史上各國各民族都出現過興衰治亂，各國各民族之間都有過戰爭與和平、富裕與貧窮，不管是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進程中也都出現過曲折多變、前進與倒退的交錯等。從中總結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對我們會有深刻的啟迪，可以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從而提高我們治理社會、發展經濟的能力。

其三，研究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第一，可以深刻認識過去以及與現在的聯繫，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提高對社會的認識能力；第二，可以把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趨勢，提高對社會發展的預測能力和治理能力；第三，可以幫助人們樹立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第四，培養人們自身的理論思維能力，提高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與綜合分析能力。

歷史學是一門具體的綜合的社會科學，因為一切歷史都是具體的存在，所有歷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科技都存在於特定的時間、空間和環境內，都有自己特定的內容，需要對其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同時，歷史學又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具體表現為：歷史是過去人類社會各方面（經濟、政治、社會、軍事、科學文化、意識形態等）的活動。因此，歷史學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過分。

歷史還有一種社會作用，就是可以激發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尤其對我們這種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曾經創造過輝煌文明的國度來說，這一作用則更加明顯。我國歷史上的瓷器、絲綢、茶葉、四大發明等，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都曾發揮過重要的促進作用；萬里長城、秦始皇兵馬俑、法門寺佛骨舍利等，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口稱讚，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實在精神文明方面，我們也對人類社會做出過許多貢獻，如儒家文化、漢字教育、佛教中國化、律令制度、文官制度等，都對世界有很大的影響，尤其對東亞諸國的影響更大。日本學者相對于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文化圈，提出了東亞漢文化圈的概念，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這一切都激發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也增強了我們的使命感，當然這些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很好題材。

以上都是從歷史學的社會價值與社會作用的角度而談的。就個人而言，讀史可以使人明智，弄清做人處事的道理，使人少走彎路，有利於在未來人生的道路上健康順利地發展。歷史上一幅幅波瀾壯闊的畫面，一個個鮮活的傑出人物，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品讀歷史上發生的這一切，尤其是中國歷史，汲取其中有益的營養，將會激發我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當然學習歷史也能瞭解古今中外發生的許多大事，擴大知識面，增長見識，豐富頭腦，有利於弘揚和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美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更好地理解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從而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健全的人格與積極進取的品格。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自己的歷史不瞭解，不研究，就是盲人瞎馬，就不是具有現代文明的國家與民族。當然根據當前國家整體學科發展的規劃以及社會的需要，適當調整歷史學的發展規模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這種調整不能使歷史學傷筯動骨，高水平的人才培養不能中斷，研究隊伍不能斷層，研究經費不能減少。

張：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刊的採訪！希望您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同時也希望您繼續關心和支援本刊的發展！

杜：謝謝！今後我會繼續關注貴刊發展，並十分樂意進行合作。

（責任編輯：章瀚）